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歌词创作者田汉坦承自己已记不清当初创作的情形看来《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经过，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了。

不过,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上却载有夏衍同志谈《义勇军进行曲》一文，或许能给云遮雾罩的谜团来个拨云见日。

夏衍在1983年报纸中指出：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田汉是在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送梅兰芳出国赴苏联演出后不久在家中被捕的。此后夏衍继续完成了因田汉被捕而留下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写作。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夏衍显然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夏衍还提及另外一件事：作曲家聂耳当时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来找夏衍，说：“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吧。”

此前，田汉与聂耳已有数十次歌曲的成功合作，且聂耳最初是由田汉从湖南湘潭朋友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发现这个人才的。这一次聂耳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态度极其坚决。夏衍先生便把谱曲工作交给了聂耳。

“聂耳以惊人的热情与速度谱写了这首曲子”。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创作的基本经过。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