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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闻晚报》报道，上海是中国现代流行乐的起点，也是具有丰富民俗音乐资源的重地。在上海音乐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难以估摸。但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还有多少音乐文化遗产仍如当年一般响起于田间巷口、流传于口口相承中？ 日前，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蒋茜雯等在上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施忠的带领下，历时半年，选取流落或流传于上海郊县、城区的具有典型性的音乐文化遗产进行了实证调查，选取了包括青浦田山歌、松江泗泾十锦细锣鼓、崇明瀛州古调琵琶、崇明扁担戏、江南丝竹和上海港码头号子等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音乐作品，谱写了百余首民歌的歌谱，并撰写了6.4万余字的调研报告，为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 今天本报腾讯和新浪官方微博将发布部分学生整理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音乐遗产的曲谱、音频资料。 【现状】 昔日爱情歌曲今日已经失传 在上海的青浦、松江、奉贤、金山等郊县中，流传着一种颇有特色的民间山歌形式——田山歌。青浦的张永联老人是上海田山歌的国家级传承人。虽然年岁已高，一只耳朵已经失聪，但回忆起当年学习田山歌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 “我当年唱田山歌，除了部分曲调向父亲张同甫学习外，大部分都是在田间农作时跟着其他农民一起学会的。 ”张永联说，农作时大家一伙儿唱田山歌一是能让大家忘记疲劳；二是能从其他人的歌声中判断出别人农作的进度，时刻提醒不要落在人后。由于田山歌在当时的传承具有家族性与融合性共存的性质，所以也成为长辈对晚辈进行生活常识、历史常识等方面教育的载体。 张永联老人说在他年轻时候，用田山歌来表达爱情的现象也很普遍，年轻人在田间劳动产生感情的时候就会先用歌曲相互调侃，如果相互有意，也会在歌词中表现出来。他还是单身小伙时，有时一个人外出放牛的时候看见漂亮的姑娘就会用对山歌的曲调跟姑娘搭讪。他回忆到当时很希望姑娘能答他的山歌。不过每次那些姑娘要么就是不答他的山歌，要么就是用山歌拿他开玩笑，让他自己感觉很尴尬。不过，自从文革开始之后，这样公开表达感情的歌词被认定为“黄色歌曲”之后，就再也没有年轻人敢唱。直至今天，由于当时的那些歌词没有传承下来，现在也是无从考证。 【历史】 根据文献田山歌可追溯至明代 上海是中国现代流行乐的起点，也是具有丰富民俗音乐资源的重地。在上海音乐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难以估摸。本次课题组负责人上师大音乐学院学生蒋茜雯告诉介绍，以田山歌为例，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知，至迟在公元16—17世纪的明代时期，上海地区民间传唱田山歌的风气十分盛行。如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吴地民歌集《山歌》中，收有吴歌356首，其词格曲调与现今上海地区流传的田山歌基本一致。在明代崇祯版《青浦县志》民国修的《续志·杂记》中，更明确记载了当时青浦“唱田山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的事实。明代时期，松江一带的田山歌也已十分盛行，如《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收录了多首松江一带的田山歌。 上海田山歌具有鲜明强烈的稻作文化色彩，无论是描绘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还是表现劳动技术和劳动状态，大都带有稻作文化的印记，与稻作农业生产的特点密切相关。田山歌的歌词内容主要来自当地民众现实生活，其题材多以表现当地民众的劳动、生活、思想、爱情等为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反映男女青年追求自由恋爱与真挚情感的作品，如流行于青浦的《日思夜想望妹来》、《心愿嫁郎不怕穷》；流行于奉贤的长篇叙事诗 《白杨村山歌》；流行于松江的《庄大姐》、《姚小儿官》、《刘二姐》，都是一些著名的反映爱情题材的作品。在上海的青浦、松江、奉贤等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小山歌、大山歌、长山歌等各种田山歌的形式，它们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成为当今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然而流传了四个世纪的田山歌，如今同许多其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后继乏人、无人问津的窘状。 【调查】 四大因素制约非物质文化音乐遗产传承 中小学生懂方言者愈来愈少 蒋茜雯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调查发现，田山歌的继承和推广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田山歌的演唱语言是本地的方言，老一辈传承人们基本上不会以普通话进行交流，甚至对于普通话他们都不大听得明白。在传承过程中，解决语言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 “田山歌的新传承人周美红说，当地的中小学生现在会说方言的已经很少、能完全听得懂当地方言的孩子也很少。连方言都不会说，根本没办法去学唱田山歌，更不要说传承。青浦崧泽学校尝试在学生中传承田山歌，老师黄耀娟首先必须一字一句地先教会学生讲当地方言，然后再进行乐曲的教学，实属无奈之举。 ”蒋茜雯说。 很多传承人年龄已经古稀 大学生实地调研过程中，很明显地发现，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比较普遍。不论是从田山歌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联到上海市级的瀛州古调琵琶的传承人赵洪相、崇明扁担戏的传承人朱雪山等，他们的年龄很多已经70多岁。面临的传承问题非常严峻。 如瀛州古调琵琶传承人赵洪相说，由于年事已高，在演奏技巧上已很难再有突破性发展。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延缓衰老，尽可能将这门艺术存留的时间再长一点。他不外出教学，也不在家中收学生带徒弟。虽然文化馆安排了专人跟他学习，但由于文化馆的人员本身有工作要做，因此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学习琵琶，更不要说实质上的传承了。 低等级传承人嫌待遇不高 每一项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都必然涉及到相应的资金作为保护的支撑，但大学生通过对各个文化主管部门提供的大量材料数据发现，虽然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有多有少，真正落实到传承人手头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崇明扁担戏的传承人朱雪山在崇明县汲浜小学中任课的课时费为150元/小时，在镇政府教学的费用为30元/小时。田山歌传承教学中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蒋茜雯说，她们在练塘镇调研期间，很明显地感受到资金捉襟见肘的问题。用于直接保护田山歌的费用多依赖于镇政府非常有限的拨款，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学不太现实。文化站现在向传承人与学习者发放的每课30元的标准显然偏低。 传承人级别不一样导致待遇不一，由于传承人在演唱中扮演的角色不同、高等级传承人名额有限，对当下在年龄与演唱方面与国家级传承人几乎没有太大差异的情况下，使部分区级传承人存在一定负面情绪。 年轻人认为“土”不愿传承 值得关注的是，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在年轻人中传承的困难。以田山歌为例，务农人员多以老人为主，青壮年多去城区工作，也失去了家族性的直接传承人。过去，田山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年轻人传输生活、历史、文化常识、表达爱情等，但在现代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田山歌中所传唱的内容，在网络上简单的搜索就能获得大量的信息。 吴阿多老人说，她曾尝试在家中教子女演唱，但子女都一致认为这种曲调太难听，依依呀呀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想表达的内容说清楚。她的孩子很担心唱这种曲调会被同龄人嘲笑是 “农民”和 “土老帽”。同时，田山歌的新一代传承人周美红也说，孩子在家中听到她播放录音练习时，觉得这种“老土”的曲调像哭丧歌曲，“毛骨悚然”。并且现在当地的中小学生功课繁忙，也难以系统地学习田山歌。 【推广】 大学生半年谱写百余首民歌歌谱 “我们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到，对非物质文化音乐遗产的传承，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没有曲谱。 ”蒋茜雯说，现有的传承方式是按照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的。田山歌新一代传承人周美红说她从2008年起开始学习田山歌，但真正能唱得比较熟练的就两三个曲调。主要是由于在教唱过程中是老人们唱一句、她跟学一句。虽然自己也将录音带回家后不断模仿，但由于每次教唱时候有即兴性成分的加入，导致每次听到的 “同样名称的曲调”都不同；一句句分开教分开学之后，她承认很不便于记忆。这样的传承方式显然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将大量的乐曲教授给年轻一代传承人。而据张永联老人回忆，他们年轻时，在田头劳作的农民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唱歌也都是靠一遍遍跟学、凭着记忆学会的。 鉴于这种现状，老人们很希望大学生们能将他们唱的曲调用谱记载下来，哪怕只是个模糊记载或是记得不全都没关系，他们不想让这门伴随他一生的技艺在他们手上失传。按照老人们的要求，大学生们在区县文化馆的支持下，谱写了涵盖丝竹、山歌、小曲、歌剧等种类的百余首曲调，为保护民间音乐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目前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深入，以音乐学者的视角去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对这些音乐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发展中的利弊，希望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上海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发展的道路，为上海的非物质音乐文化保护工作和相关的政府部门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建议。 ”蒋茜雯说，接下来，他们还将吸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对现有资料进行完善，对暂未全部完成的调查工作梳理、分析，为下一步实地调研和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保护和传承好属于全体社会的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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